原標題：農村“尬廁”泛濫，形式主義歪風要徹查

　　“廁所革命”讓民眾用上了衛(wèi)生的廁所，成為最貼心的精準扶貧。但記者調查發(fā)現(xiàn)，中央高度重視并陸續(xù)出臺相關方案及措施的農村改廁，在一些地方卻“變了味兒”，出現(xiàn)了半吊子的“尬廁”——沒墻、沒頂，只有個蹲便器。在被新華社點名的山西省婁煩縣，房前屋后、鄉(xiāng)間路邊、山坡溝里，沒有圍墻、沒有頂棚、裸露在外的蹲便器隨處可見，成為極其突兀的“風景”。而且浪費不只體現(xiàn)在廁所爛尾，像婁煩縣下轄的鳳凰村，全村常年住在村里的也就20來戶人家，卻修建了八九十個蹲坑，戶均四五個。

　　對于廁所為何只安了蹲便器，婁煩縣衛(wèi)計局一位負責人提到，每個廁所的改廁資金由市縣兩級財政各出1000元，市級資金能保證，縣級財力卻捉襟見肘，導致廁所只建成地面部分。看似是經(jīng)費的問題，但這種解釋與蹲便器數(shù)量泛濫的現(xiàn)實又自相矛盾。如果資金緊缺屬實，那么本著資金利用效率最大化考慮，改廁的地點和數(shù)量布置，應該盡可能科學，而不是不分場合在荒廢的房子邊、山坡溝里到處安上蹲便器，導致資源極大的閑置浪費。

　　這些閑置的半吊子“尬廁”，不僅沒有起到移風易俗的效果，反而給農民增加了不便。比如不少村落，響應地方政府的號召，拆掉了自家的廁所，但由于經(jīng)費問題導致農村改廁工作執(zhí)行斷檔，新的廁所沒完工，于是村民上廁所都要東躲西藏。說明這些地方的農村改廁，更多是任務導向，抱著湊數(shù)量完成指標的心態(tài)，并沒有以服務農民為宗旨。地方政府一時拿不出錢，改廁完全可以循序漸進，保證過渡期農民的生活不受影響，不能大干快上搞形式主義，貪圖數(shù)據(jù)漂亮，更不能將改廁的成本轉移給農民。

　　婁煩是國家級貧困縣，很多農民的年平均收入不到3000元，要他們自己承擔1000多元的改廁費用，成本無疑太高。對于農民而言，廁所革命不只是經(jīng)濟命題，更多還是文化習俗層面的變革，這種變革本身就面臨著觀念的障礙。在此前提下，將縣一級的財政責任轉移到農民身上，在觀念成本外，提高農民為農村改廁擔負的經(jīng)濟成本，必然挫傷他們參與的動力。

　　廁所常常被視作衡量文明的標志之一，這其實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：一方面，廁所硬件建設和如廁文化，不僅對應著一個地區(qū)的經(jīng)濟社會發(fā)展水平，而且直接關系到公共健康；另一方面，圍繞現(xiàn)代化的廁所文化建設所做的努力，同樣是地方公共治理是否現(xiàn)代、文明的體現(xiàn)。像農村這種歷史欠賬比較多的地區(qū)，廁所的硬件建設和發(fā)展水平，可能不夠先進，但是如果在農村改廁的過程中，有一套符合地方實際的推動路徑，也能收獲民心。廁所革命，不僅要打破陳舊的農村習俗，也要防范形式主義、面子工程等落后的治理思路。

　　過去的農村治理，無暇顧及廁所建設，職能機構作為引導者的角色缺位，導致如廁文化成為被放任的習俗，經(jīng)年累月難以撼動。推動農村改廁，實際上是用現(xiàn)代化的生活方式對農村落后習俗進行的文化干預和改良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農村不同于城市，城市本身有良好的基礎設施建設，比如下水管道和排污設施，負責排污處理的專業(yè)市政工種等，這方面農村的基礎薄弱。尤其是像婁煩縣這些國家級貧困縣，哪怕旱廁全部換成了有圍墻有頂棚的蹲便器，也并不意味著改廁工作的完成。對農村而言，真正難點其實是后期的日常維護。在沒有下水系統(tǒng)的前提下，沖洗式的廁所如何保證使用壽命，同時不至于增加農民日常的養(yǎng)護負擔，將決定廁所革命的真正成效。

　　從這個角度來看，農村廁所革命的成果驗收，必須打破唯數(shù)據(jù)論的思路，防止公共政策在基層走樣，以至于一些地方將新建了多少個蹲便器當作政績來宣傳。此外，對于搞形式主義工程所造成的浪費，也有必要徹底調查，看看錢到底是如何用的，甚至是否流入了個人腰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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